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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相遠

 

心性之學,難說,難了解。老子曾說:「道可道,非常道。」老子所說的道,即指心性而言。心性實非言語文字所能詮釋,所以孔子只說:「性相近也,習相遠也。」孔子只把性與習分清楚,由學者自己去領會。

孔門弟子,如顏子子貢諸賢,從孔子學道,或嘆:「仰之彌高,鉆之彌堅。」或曰: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,不可得而聞。」都是在修學的工夫中透露出幾句言語。後來曾子作大學,以及子思作中庸,始有較詳的闡述。孔子述而不作,所述的先王之道,除了祖述堯舜之外,最重要而且詳備的即為周易十翼。大學中庸所述的心性之學,自然以孔子所述的為依據,且都未對心性下以定義,只是提示如何用功修學。

戰國時代,孟子學於子思的門人,序詩書,述仲尼之意,作孟子七篇,發表性善學說。在實行工夫方面,主張啟發良知良能,如孟子盡心篇說:「人之所不學而能者,其良能也,所不慮而知者,其良知也。」明朝王陽明即本此說而演為致良知之學。

戰國時代另一大儒荀子,著荀子數萬言傳於世,其中性惡篇,提出與性善說相反的理論,而為性惡說。他以「人之性惡,其善者偽也」為主題,通篇反復議論,以證其性惡之說。他以為:「今人之性,饑而欲飽,寒而欲暖,勞而欲休,此人之情性也。」如果饑時不敢先食,而讓長者,勞而不敢休息,以代父兄之勞,「皆反於性,而悖於情也。」人之所以有孝弟辭讓之道,是學習了禮義之故,如不學禮義,完全順乎情性,則不辭讓矣,由此可知,人性是惡。因此,他主張用禮義來變化人的惡性,猶如以人工使曲木變直。

孟荀二子,一說性善,一說性惡,韓昌黎曾評孟子為醇之醇者,荀子則為大醇而小疵。清儒也有認為,孟子言性善,目的在勉人為善,荀子言性惡,目的在疾人為惡。但荀子因為過於憤時疾俗,以致學說陷於偏邪而不自知。他的學生韓非與李斯,一則著韓非子五十五篇,成為十足的法家功利主義,一則建議秦始皇焚書坑儒。後人雖然不能以韓李之徒歸罪於荀子,但性惡之說的流弊則甚顯然。

孟荀學說的本意雖然都是勉人去惡為善,性惡篇里「其善者偽也」的「偽」字,古與「為」字通用,也就是為善的意思,但無論說善說惡,都說不到心性上去。善惡由學習而來,習是習慣,或是習氣,猶如虛空中散播蘭花的香氣,或是散播燃燒廢五金的臭氣,香臭都不是虛空所本有,同樣的道理,善惡都不是心性所本有,心性如孔子在周易系辭傳里所說的屬於形而上學,是心的本體,光明清凈,人人相同。堯舜之性,桀紂之性,普通人之性,完全一樣。吾人學作圣人,沒有別的辦法,只是清除一切習氣,使復心性於本然。除一分習氣,近一分心性,所以說「性相近」,加一分習氣,遠一分心性,所以說「習相遠」。孟荀的性善性惡說,以及漢揚雄的「善惡混」說,除了孟子良知良能的學理有助於修學外,其余所說的都是習。如果不從孔子把性習分辨清楚,便無從領會心性之學。

——摘自《儒學簡說》 徐醒民教授著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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