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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有的五經

 

詩書易禮春秋,為儒學五經,也是國學的根本典籍,其中易禮詩經,都是由孔子就先王的遺籍贊修刪定而成,也就是孔子自說的「述而不作」,唯一由孔子創作的就是春秋。孟子滕文公篇說:「世衰道微,邪說暴行有作。臣弒其君者有之,子弒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懼,作春秋。」又說:「孔子成春秋,而亂臣賊子懼」。孟子這幾句話,可為孔子作春秋的原因之說明。

春秋之作,起於魯隱公元年,訖於魯哀公十四年,凡十二公,計二百四十二年。歷史學家所稱的春秋時代,即因春秋之書而得名。魯國的舊有史記也稱春秋,當時列國各有史記,但名稱不同,據孟子離婁篇說,晉史名乘,楚史名檮杌,魯史名春秋,其實則一,都是以文記事的史記。但孔子所作的春秋,除以文記事之外,特別的是藉事明義。孟子曾引孔子的一句話:「其義則丘窮取之矣」。由於春秋特重於義,所以不能算是史書,而是經書。

春秋所持的義理,是要發揮其教化的功能,其效果,可如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說的:「撥亂世,反之正」。因此,春秋的筆法便與一般史筆大異其趣。例如東周天子,政令已經不行於諸侯,而諸侯也不多奉周王的正朔,但春秋經文仍書「春、王正月」。吳、楚之君,都已恃其強盛勢力,各自稱王,然而春秋仍以子爵稱之為吳子楚子。僖公二十八年,晉文公在城濮擊潰楚師,回來之後,建筑王宮,召周襄王,會諸侯於踐土,史家稱為踐土之會。此會明明是晉文公召周襄王,但春秋乃書「天王狩於河陽」。左傳因引孔子之言解釋:「以臣召君,不可以訓」。隱公四年三月,春秋書「衛州吁弒其君完」,州吁弒其兄,自立為衛君,到了同年九月,便蹈覆轍,見於春秋,但所書的不是「弒君」,而是「衛人殺州吁於濮」。類似這樣的筆法,在春秋經文里隨處可見。

據史記孔子世家說,孔子感嘆「吾道不行矣」,乃因魯國史記而作春秋。所以孔子作春秋志在行道。孔子的道至為廣大,如以禮記大學而言,從格物致知,到治國平天下,內外一貫,無非是道。行道的基礎,即在教以人倫。個人的心理與行為,人群的組織,無論君主或民主時代,亦無論農業社會或工業社會,都需倫理來維系。倫理觀念一旦喪失,便有層出不窮的人間慘禍。春秋筆法就是要在亂世重建人倫價值觀念,樹立善惡是非標準,消極的意義在消弭一切人禍,積極的意義則以人倫為基礎,希圣希賢。所以這是國學中的五經。

春秋經文只有一萬八千字,然而,二百四十二年間,東周天下大事都記載其中,而且以此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紀,勸善懲惡,足令當時與後世的亂臣賊子知所畏懼,如果不是圣人之筆,誰能辦得到。所以孔子世家說孔子作春秋:「筆則筆,削則削,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。」因此,讀春秋經,必須讀春秋傳,不讀傳,經文一個字也讀不通。春秋傳在十三經里有左氏、公羊、谷梁三家。研讀三傳,又各有家法。

——摘自《儒學簡說》 徐醒民教授著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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