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槐堂铭 并叙

「宋」 苏轼

天可必乎?贤者不必贵,仁者不必寿。天不可必乎?仁者必有后。二者将安取衷哉?吾闻之申包胥曰:「人众者胜天,天定亦能胜人。」世之论天者,皆不待其定而求之,故以天为茫茫,善者以怠,恶者以肆。盗跖之寿,孔、颜之厄,此皆天之未定者也。松柏生于山林,其始也,困于蓬蒿,厄于牛羊;而其终也,贯四时,阅千岁而不改者,其天定也。善恶之报,至于子孙,则其定也久矣。吾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考之,而其可必也,审矣。

国之将兴,必有世德之臣,厚施而不食其报,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。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,显于汉、周之际,历事太祖、太宗。文武忠孝,天下望以为相,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。盖尝手植三槐于庭,曰:「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。」已而,其子魏国文正公,相真宗皇帝于景德、祥符之间。朝廷清明,天下无事之时,享其福禄荣名者,十有八年。

今夫寓物于人,明日而取之,有得有否。而晋公修德于身,责报于天,取必于数十年之后,如持左券,交手相付。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。吾不及见魏公,而见其子懿敏公,以直谏事仁宗皇帝,出入侍从,将帅三十余年,位不满其德。天将复兴王氏也欤?何其子孙之多贤也。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,其雄才直气,真不相上下,而栖筠之子吉甫、其孙德裕,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,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。由此观之,王氏之福,盖未艾也。

懿敏公之子巩,与吾游。好德而文,以世其家。吾是以录之。铭曰:

「呜呼休哉!魏公之业,与槐俱萌。封植之勤,必世乃成。既相真宗,四方砥平。归视其家,槐阴满庭。吾侪小人,朝不及夕。相时射利,皇恤厥德。庶几侥幸,不种而获。不有君子,其何能国。王城之东,晋公所庐。郁郁三槐,惟德之符。呜呼休哉!」

参考译文:

天理是必然的吗?但贤德之人不一定能显贵,仁爱的人不一定能长寿;天理不是必然的吗?但仁爱的人必然有好的后代。这两项怎样得到折中调和的解释呢?春秋时楚国大夫申包胥说:「人多能胜过天理,但天理依然能胜过人。」世上议论天理的人,都不等天理成为定局,便去求证它,所以认为天理是茫茫难测的。善人因此而懈怠,恶人因此而放肆。盗跖的长寿,孔子、颜回的困厄,这都是天理还没形成定局啊。松柏生长在山林中,开始的时候,被蓬草围困,受牛羊摧残;到后来,能够四季常青,经历千年也不凋零,这就是天理已经形成定局了。善恶的报应,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,而这种定局早就存在了。我根据所见所闻和大家传闻的事迹来验证,说明天理的必然是非常明白的。

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,必然有世代积德的大臣,他厚施恩德于百姓,而不求报偿。这样,他的子孙就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,共享福禄。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祐,在后汉、后周时就已经显贵,又先后在宋朝太祖、太宗两朝任职,他文武忠孝的德行具备,天下人都希望他能做宰相,然而王公终因个性正直不阿,不能被当时所容。他曾经亲手在庭院中种植了三棵槐树,说:「我的子孙一定有位列三公者。」后来,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(王旦),在景德、祥符年间,担任真宗皇帝的宰相,当时朝廷政治清明,天下太平无事,他享有福禄荣铭,共十八年。

我赶不上看到魏公,而见过他的儿子懿敏公,他以直言敢谏,事仁宗皇帝,出入跟随皇帝,担任将帅三十多年,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。上天将再次使王氏兴盛吧!为何他们家的子孙有这么多贤能的人呢?有人拿晋公和唐朝的李栖筠相比,他们的雄才大略,刚直气概,确是不相上下;李栖筠的儿子吉甫,孙子德裕,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家也差不多。然而在忠恕仁厚上,却赶不上魏国公父子。由此可见,王家的福分正旺盛不衰呢!

懿敏公的儿子王巩,和我交游,他勤于修德,又有文采,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。我因此为他做铭。铭曰:

「啊!多么美好啊,魏公的功业,跟槐树一样萌发兴盛。栽种的勤劳,在数代后必然有所成。他辅佐真宗,四方平定,回乡探家,槐荫满庭。我辈平凡的人,从早上等不及到晚上,只知利用时机去求利,哪有时间忧心自己的德行呢?只希望图个侥幸,不耕种便有收获。如果没有品德高尚的君子,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?在京城的东面,是晋国公的住所,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,象征着王家的仁德。啊,多么美好啊!」

参考资料:

《四库全书荟要》之【集部】——《苏文忠公全集》

《古文观止新译》三民书局出版

敬请惠览本网「德育故事」栏目之「八德故事」——《王旦荐贤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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